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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祥武:拥护宪法修改 维护宪法权威
[来源:永州新闻网]   [编辑:王本峰]   时间:2018-06-04 10:06:00

拥护宪法修改 维护宪法权威

冯祥武

  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经投票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这表明我国现行宪法(1982年宪法)已经完成了第五次修改。针对这次宪法修改,我们党员干部必须从思想上和行动上做到真心拥护宪法修改,切实维护宪法权威。

  一、宪法发展彰显宪法权威

  首先,宪法的产生彰显宪法权威。宪法的产生,经历了从“王法”到“宪法”的历程。近代以前人类历史上各国的成文法,基本上是统治阶级(或最高统治者)意志的体现,是专制的法律制度,因此可称为“王法”。在已有“王法”的社会,宪法为何得以产生和发展起来,并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最具权威的法律?其根本原因在于:宪法是作为制约和规范最高统治者(执政者)权力,保障人民权利的民主的法律制度,是各国人民所孜孜以求的,自然能得到各国人民的真心拥护和自觉遵守。有了人民的真心拥护和自觉遵守,宪法自然就具有最高权威。

  打开世界法制史,各国人民都是通过思想上和行动上的革命,宣告王朝及其王法的终结。思想上的革命,包括对神权的革命和法理的革命。对神权的革命,例如哥白尼的宇宙自然论,赖尔的地球自然论, 达尔文的环境决定论,马克思物质(经济)决定论等,彻底摧毁了王朝和王法的根基“上帝决定论”和“君权神授”。法理的革命,例如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说,格老秀斯、洛克的天赋人权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分权制衡理论,法学家们设计出从自然状态下的天赋人权到分权制衡式的社会契约这样一种精巧的民主制度。即人民让渡出其自然状态下天赋的部分权利给予公共机构(国家或政府),以换取一个公共权力来保障他们最低限度的法律上的权利。为了确保公共机构不滥用人民让渡给其的公共权力,人民便与公共机构(国家或政府)签订契约(宪法法律),并约定:人民要遵守宪法法律,公共机构(国家或政府)也要遵守宪法法律。行动上的革命,就是实现从“法理的革命”到“武器的对抗”,推翻王朝和废弃王法,颁行宪法。由此,宪法的产生经历了一个从“对神权的革命”“法理的革命”到“武器的对抗”,从“王朝”“帝国”到“人民共和国”,从“臣民”到 “公民”,从“天下为私”到“天下为公”,从“王法”到“宪法”的历程。

  其次,宪法的制定彰显宪法权威。这可以从美国1787年宪法制定以及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过程可以看出。1787年,新生不久的美国政府面临着:经济上贸易被动,债务巨大;政治上难以兑现对人民的承诺,人民起义此起彼伏;军事上欧洲大国的威胁仍在持续。年轻美国的现实国情考验着美国制宪者的智慧:美国的宪法既要防止“专制”政治,又要反对“弱化”政府。制宪的代表们对于如何设计一个完善的国家和一部完美的宪法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正如当时的制宪代表富兰克林所说:“我们需要一种政治智慧,我们在努力地搜寻这个智慧。”1787年9月17日,美国的制宪者历经116天的争辩,569次的表决,最终形成了法律条文共7条的宪法文本。美国宪法制定过程中的审慎和时长足以证明美国1787年宪法本身的权威性。因此,这部宪法才被称为“一群天才设计的,而蠢材都能运行的制度”。

  1949年7月,刘少奇访苏,斯大林向我党建议准备制定宪法。1952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向全国政协提议于1953年召开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制定宪法。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定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共33名委员)。1954年6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公布宪法草案,开始全民讨论,全民讨论至9月11日结束,共提出修改意见110多万条。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吸取了中国以往历朝政权兴亡的教训(如专制集权谋一家私利、无民主的法律制度);借鉴了中国以往的法制规律(如法制强调君权至上而非民主共和,强调君治、官治而非法治,强调义务本位而非权利观念,强调以刑为主,而非重视宪法、行政法、民商法,强调有法而非真正“奉法”);吸收了新旧民主主义思想的合理成分;在法律技术上也是精益求精(如用“武装力量”取代宪法草案中的“武装部队”)。因此,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是在民主基础上制定出来的民主之法,充分彰显宪法本身的权威性。

  二、宪法修改增强宪法权威

  宪法始终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息息相关。宪法的变与不变取决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对于宪法规范的现实需要。改革开放已40年的中国,宪法确实需要适应新形势、吸纳新经验、确认新成就、作出新规范。宪法修改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宪法的适应性和权威性。正如,梅因在《古代法》中指出:“在静止社会中,法律不再改进,在进步社会中则需要继续改革法律,以适应社会需要。”作为一国根本大法的宪法也是如此。

  首先,宪法修改是消解宪法规范要素与事实要素冲突的需要。即是为了消解规范与事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弥补宪法规范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漏洞。历史上所谓的“万世不磨之大典”(日本1889年明治宪法),“永久宪法”(如也门1970年宪法、苏丹1973年宪法)只能是一种空想。因为,社会关系变动,宪法关系也随之变动(包括宪法解释和宪法修改)。世界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多有修改。例如,美国1787年宪法文本原来只有7条,通过不断修改,到1989年已经有了27条修正案。修正案既弥补了宪法的缺陷,又不至于因频繁修宪而动摇国本,使得美国宪法成为一部“活着的宪法”。法国现行宪法(第五共和国宪法),原由序言及15章92条组成,经15次修改,现共16章89条。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也是有修改的。1924年苏联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根本法(宪法)》。此后,经过1936年修改(宣告苏联为社会主义国家,并在宪法中确认了共产党的领导作用)、1977年修改(明确了共产党是领导力量和领导核心,并将“公民权利”一章移至“国家权力机关”前)、1988年修改(设置苏联宪法监督委员会行使违宪审查权)、1990年修改(将苏联宪法第六条“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予以删除和修改,间接导致苏联解体)。我国宪法经历了1975年、1978年、1982年三次大修改。我国现行宪法又经历了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和2018年五次小修改。

  其次,这一次宪法修改进一步增强了宪法的权威。例如:(1)关于加强党的领导,在宪法第一条增写第二款“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也是在贯彻“在宪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在宪法第一条凸显党的领导,更能彰显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彰显宪法的权威。(2)关于宪法宣誓制度,宪法第二十七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彰显宪法权威。(3)关于宪法与法律工作委员会,宪法第七十条第一款中的“法律委员会”修改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彰显宪法权威。

  “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这次宪法修改,既是对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实际践行,更是实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修改后的宪法,必将进一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共同的思想法律基础,必将进一步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宪法保障。习近平总书记说:“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就这一次宪法修改而言,我们的党员干部必须带头做到“真心拥护宪法修改,切实维护宪法权威”。

  (作者系市委党校法学教研室教授、法学博士、兼职律师。)


相关新闻关键词:冯祥武,拥护宪法修改,维护宪法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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